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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配资公司但如果再将另外两个变量也考虑在内

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对所有国家和地区征收10%的“基准关税”，并对部分贸易伙伴加征高额“个性化”关税。此举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重挫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信心；同时对美国自身的消费市场和金融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导致社会撕裂和动荡，可谓是“损人不利己”。

美国加征“对等关税”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

美国此次加征“对等关税”有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重点打击美国贸易逆差主要来源地。除墨西哥、加拿大受《美加墨协议》保护得到一定豁免外，中国、欧盟、越南、日本、韩国等美国主要贸易逆差来源地均是此次关税的重点打击对象，显示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有的放矢地加征高额关税来扭转美国贸易逆差。

二是东亚和东盟承压较重。东亚经济体中，中国、日本、韩国等均被加征了20%以上的关税。这不仅是因为东亚国家长期以来对美出口规模较大，更因为它们是东亚产业链上的重要节点，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高关税来破坏长期形成的东亚产业链分工体系；而对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国家下重手，很重要的目的是封堵中国企业的“出海口”。

三是对中国征税力度大大超出预期。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华加征34%的额外关税，累计关税税率远超美国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施加的关税压力。

考虑到对美出口在中国出口中占比相对有限，即使后续美国对中国加征更高的关税，其效果也将边际递减，很难扩大实质性影响。但如果再将另外两个变量也考虑在内，即美国极力封堵中国对东盟、墨西哥等“贸易中转站”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出口的影响，大规模贸易战导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各国需求萎缩，则中国出口实际下滑程度有可能进一步放大。

随着出口受阻，消费和投资领域也将出现连锁效应。

尽管如此，对美国“对等关税”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不应过分悲观，我们仍应理性地看到，中国出口产业仍具有很大的优势和韧性。

一是中国出口对美国依赖已相对较低。特朗普第一任内，平均关税水平从3.1%抬升至21.2%左右，对中国冲击较明显。经过多年调整，对美出口在中国总出口中占比已从超过20%降至15%以下，新的冲击影响程度相对有限。

二是中国具备全产业链和中高端制造业竞争优势。近年来以“新三样”为代表的中高端制造业对于稳出口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目前中国出口产品的90%为具有较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仅占出口比重的约10%。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预测，到203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全球占比有望由目前的35%进一步升至45%，美、日、德分别降至11%、5%、3%，届时优势将更加巩固。

三是中国出口市场日趋多元化。从出口总量看，除美国市场外，东盟、欧盟、日本、韩国、印度、拉美、非洲规模也较为可观。2024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中国外贸总值近50%，较2014年的26%增长近一倍。随着RCEP、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以及中国与越来越多的欧洲、拉美和中东国家高标准双边自贸协定不断落地、深化、提级，未来中国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规模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四是中国贸易创新有助于提升出口竞争力。中国正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制造业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态势明显，跨境电商、新型离岸贸易等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

五是中国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谈判和应对经验。中美在贸易领域的博弈不仅体现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拜登任内并没有取消特朗普对华商品加征的大部分关税，反而频繁运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手段试图限制更多中国商品进入美国。中国已拥有了丰富的应对经验和心理准备。在国家层面，中国拥有稀有金属出口管制、去美元化等多种手段反击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在微观层面，中国企业也不断通过“出海”、开拓多元化市场、提升产品附加值等策略来灵活应对。

如何进一步激发经济内生性动能

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继续推出一系列政策优化企业营商环境，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政策；尤其是有效动用政策和资源，积极支持外贸企业拓展多元化市场，完善产业链，促进出口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品附加值，有效抗衡加征关税的冲击。

另一方面，将扩大内需作为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内生性动能，发挥其更大的积极作用。中国经济本身具有强有力的增长潜力和有利条件，宏观政策有进一步加码的能力和空间。未来有望通过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促进投资消费双管齐下，更大力度地扩大内需以促进经济增长。

当下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高投资效益和扩大投资能力。应以更大力度支持“两重”建设。今年中央预算内投资拟安排7350亿元，相较于去年的7000亿元多增5%，应尽早安排资金落地见效。建议将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25%，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运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和配套信贷政策，扎实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聚焦重大战略性和储备性项目建设，建议追加2000亿元预算内资金支持科技创新、城乡融合、粮食与能源安全建设。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建议追加投资5000亿元推动经济大省增加重点都市圈城际铁路、国家高速公路环线及绕城环线建设投入，发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经济托底作用。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计划，提速城中村改造货币安置工作，对已经开工的项目要确保资金到账、形成更多投资和实物工作量；加快推进储备项目尽早形成有效投资，建议实际推动全年城中村改造计划数量达到200万套以上，拉动住房需求约1亿平方米，带动新增保障性住房贷款2500亿元。

以更大政策决心和力度，多措并举提振消费。年内应在五个主要方面加大政策实施力度：

一是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建议追加安排国债30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叠加两会安排的3000亿元资金，共计6000亿元资金以更大的财政补贴力度推动大宗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

二是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2024年我国数字产业完成营收35万亿元，应当加快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发展，提升金融机构服务能力和支持力度，以科技创新带动消费升级，释放数字化、智能化消费需求。

三是拓展服务消费。2024年入境游客超过1.3亿人次，入境游客总花费超过900亿美元，入境热度大幅增长。建议完善免税店政策，有序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简化入境流程，扩大入境消费。

四是扩大服务业开放试点。建议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推广工作，有效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释放潜在的“一老一小”消费需求。

五是提升政府消费能力。过去十年，中国政府消费支出占最终消费支出比例常年在30%左右，相较于全球平均水平偏低，建议适当调整相关政策，新增5000亿~1万亿元政府公共消费支出拉动经济增长。

从中长期看，建议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将长期已经在城镇定居和就业的流动人口和困难群体，逐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建议加快落实保障性民生政策。包括提高养老金、城乡居民医保补助；向贫困家庭直接发放3000亿元补助。推动居民转移性收入保持稳定增长。建议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增加支小再贷款余额2500亿元至5000亿元，支持中小企业经营，稳定就业，推动劳动者工资性收入和企业经营者经营性收入增长。建议加强信贷支持服务消费的力度。截至2024年底，全国不含住房贷款的个人消费性贷款余额为21万亿元，占全部住户部门贷款余额的比例为25.4%。消费贷余额每增长1个百分点，对应拉动新增信贷2000亿元以上。建议新增1万亿元消费贷额度。在符合监管要求的背景下，创新消费信贷产品，降低消费贷利率，拉长还款周期，通过适度加杠杆来增加居民消费支出。

全力推动金融稳定政策和增量政策加快落地见效，保障和支持居民财产性收入预期稳定。建议大力引导长期资金入市。增加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至6000亿元，增加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规模至5000亿元，调降再贷款利率从1.75%至1.25%，提升资金吸引力，加快资金投放力度，支持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建议加快上市央国企控股公司改革进程。以提高上市公司发展质量为根本，积极拓展有利于提高投资价值的重组兼并工作，聚焦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加快整合行业优质资产；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积极引入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主动加强投资者关系，进一步健全市值管理，稳定投资者回报预期。与此同时，加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建议促进居民住房刚性和改善性需求释放。适度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长期贷款利率25个基点，大城市所在的商业银行可以适当减少二套房贷款加点利率幅度20个基点左右。建议加快推进地方商品房和存量闲置用地收储工作。有效提升“白名单”项目贷款实际放款率至80%以上，多渠道推动房企资产重组，做好保交房工作，推动房价止跌回稳，推进一、二线城市楼市率先企稳。

宏观政策还有增量空间吗

我国需根据形势变化动态调整宏观政策，针对投资和消费加快落地各项扩内需举措，有必要在以下八个方面再度加码逆周期调节力度，提高宏观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与有效性。

建议1：进一步加快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尽快形成扩大内需的实际政策效果。今年一季度发行了6.1万亿元政府债券，剩余部分建议安排前置发行，于四季度之前全部完成。建议债券发行审核部门开通绿色通道，中央与各地政府简化项目审批流程，加快债券资金使用效率，落实“两重”项目、“两新”工作、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地方政府投资项目、土地收储与收购存量商品房、地方化债等工作，尽快形成实际支出。进一步加快中央政府财政支出节奏，加快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及时补充地方财力，支持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产业链供应链建设、科技创新、民生改善、乡村全面振兴等重点领域发展。

建议2：增加发行2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上文已提及，建议追加2000亿元支持科创、粮食与能源安全等项目，追加30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追加5000亿元支持基建，该1万亿元资金可以通过增发超长期特别国债加以补充。此外，结合现有的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各地产业引导基金等的运作经验，建议由财政部、进出口银行等部门合作设立5000亿元稳外贸发展基金，引入商业银行、信托、基金、实体经济上市企业等机构投资，带动超过2万亿元社会资本参与股权类与债权类投资，专项支持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上海、福建等出口大省的优质外贸企业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为其提供中长期流动性支持，保障外贸企业与相关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在此基础上，考虑成立子基金，增大对东盟、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在能源、基建、制造业等领域的投资，促进双边、多边经贸合作。建议5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支持减税降费及退税政策，重点支持机电产品、电子产品及零部件、新能源汽车、光伏、纺织品和服装、家居和家具用品等制造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提高增值税与消费税退税率，优化审批流程、提升退税效率，减轻外贸企业税负，降低相关企业成本。

建议3：“前重后轻”地安排“6+4”化债资源，引导金融机构配合地方政府合力举债、妥善化债。建议将2024年末新增的6万亿元化债专项债限额使用节奏调整为“二三一”的额度安排，即第一年增加2万亿元、第二年增加3万亿元、第三年增加1万亿元。2025年前置使用下一年1万亿元的化债资源，合计额度3万亿元。建议将五年内每年8000亿元的专项债使用安排调整为：第一年8000亿元，第二至三年各安排1万亿元，后两年每年各安排6000亿元。前三年的化债安排最大化加大资源投入，给地方政府下一场财政资源的“及时雨”，迅速减缓其债务压力，使其能够腾出手来更大力度地推动地区投资和消费增长。建议央行及时下调利率、释放流动性，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以引导其积极购债，尽快落实化债方案。

建议4：择机降准1个百分点，可于二、三季度分别调降0.5个百分点，释放超过2万亿元流动性；建议重启国债公开市场买卖操作，直接向金融市场投放流动性5000亿元流动性。一方面通过降准、公开市场操作等总量型工具释放大规模流动性，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与获取难度，配合政府债券的大规模发行。同时，还将推动社会融资成本下行，支持居民与企业信贷恢复增长，促进投资与消费。另一方面，释放政策调控的强信号，增强市场信心，稳住股市楼市。

建议5：二、三季度择机调降政策利率0.5个百分点，推动商业银行LPR下调0.5个百分点以上。美国强推“对等关税”，全球通胀可能会面临较大上行压力，境外主要央行预计会进一步加快降息节奏，境内外利差有望收窄。建议宽松货币政策进行前瞻性操作，下调七天逆回购利率0.5个百分点至1.0%，大幅降低商业银行资金成本，缓解其经营压力，有效推动LPR下行，降低贷款利率与债券发行成本，刺激投资与消费增长。

建议6：降低专项再贷款利率0.5个百分点，增加支持股票市场发展的两项结构性工具额度，考虑设立3000亿元稳外贸专项再贷款。

建议7：央行设立2万亿元额度的专项再贷款，向中央汇金公司提供充足流动性，支持其加大投资规模，发挥“平准基金”功能，稳定股市；央行也可考虑尝试直接增持股指ETF等资产。

建议8：央行做好人民币汇率预期管理，引导机构调整投资策略增强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容忍度。鉴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性，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可能会在较大的区间内波动，如在7.2~7.5区间或者在7.1~7.6区间。建议央行积极引导市场预期，鼓励商业银行做好人民币贬值预案，及时调整外汇投资与风险对冲组合安排，扩大汇率波动的容忍度。同时，央行也需提前准备好各类汇率调控工具，有需要时要果断动用离岸央票发行、外汇存准率、外汇风险准备金、跨境融资宏观审慎参数、外汇储备等工具，引导汇率回归合理区间，避免出现大幅波动局面。

（连平系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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